有人说：沈醉是军统“四大金刚”，是军统著名的干将，28岁就成为军统局八大处之一的总务处少将处长，被戴笠视为心腹。其实，沈醉作为军统特务，并不是以特工才能和业绩得到升迁，而是靠聪明才智和机智灵活、善于奉迎、溜须拍马，而获得戴笠的宠爱。他在特务处基层单位工作时，也就仅仅是上海法租界情报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参加了一些不知名的行动，并没获得什么重要情报也没有参加什么著名的行动。比起陈恭澍、白世维、戚南谱等人在平津的除奸行动，比起陈恭澍常常提到的范行的情报工作差远了。

　　沈醉原名沈沧海，字叔逸，湖南湘潭人，1914年6月3日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第一期毕业。曾化名为陈沧、陈沦、吴崇雨（无限崇拜戴雨农（戴笠））、常敬农（非常敬佩戴雨农）等。

　　1932年初，在长沙上中学时，因参加被开除。即去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加入复兴社特务组织，初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上海特别区（区长余乐醒）交通联络员，化名陈沧（沉沧（沉沈为通假字））、陈沦（沉沦）。

　　姐夫领进门，修心在个人。沈醉因为与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同岁，年龄相仿，加上聪明伶俐，机智灵活，受到戴笠的喜爱。

　　1933年5月，沈醉任上海特别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利用租界巡捕和社会三教九流，刺探和军阀地方势力的情报。没获得什么有价值有影响的情报。当组长时，把公款借给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久讨不还，无法给组员发薪，就直接去找戴笠告状，要戴笠替儿子还钱。戴笠欣赏他的大胆，毫无顾忌，单纯、不谙世故。替儿子还了钱，还把儿子戴藏宜打了一顿。7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班主任康泽）学习。

　　1934年底，沈醉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兼）部侦察大队行动组组长。采取类似绑票的手段，毫无根据地在大街上抓捕“嫌犯”，却没有抓到一个著名的要员，比起当时活跃在上海的中统特务差了十万八千里。在一次抓捕共党嫌疑学生聚会的行动中，被对方击中肋骨，命大不死。怀疑部下胡继业是内奸，在未经审判和确实证据的情况下，经戴笠批准指使，用浸毒的竹刀捅死在家中。从1935年复兴社特务处《二十四年终总考绩拟请增薪人员名册》能够准确的看出，此时，沈醉还不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关键人员，其中没有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后，沈醉在上海组织军统人员潜伏在日军占领区虹口等地，刺探日军情报和日军行动情况，不久被日军发现，退出并撤离上海。

　　1938年2月，沈醉在湖南临澧任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主任戴笠、副主任余乐醒（实际负责））教官。

　　1939年2月，沈醉任常桃警备司令（唐明生）部稽查处处长兼湖南第二行政区（湘西地区）保安司令（唐明生）部侦察组中尉副官、组长，铨叙任官陆军步兵少尉。

　　那时，我自认为比别人清廉，很是得意。谁知第二年开春我手下的六个稽查员，竟在渡口检查所借检查之机，贪污了几个过路难民的黄金。那几个难民找到稽查处告状，我不相信他们的话，因为这几个稽查员是我特意从特务处调来的，是我的亲信，我认为他们决不会背着我去干这种事。我对告状的人说：“你们大概弄错了，我的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难民中一个较年轻的，气哼哼地答道：“明明是检查所的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你还说不会干这种事。你们稽查处到底是维护治安的，还是存心抢劫难民的？”

　　我听他扯到稽查处头上了，就很生气，没好气地说：“你们先去吧，等我调查完再说。”难民走后，我下令把那六个稽查员先关起来，准备第二天审问他们。谁知，关他们的人认为这是小事一桩，就随便把他们关在一个办公室里，当天晚上，竟有五个人带着黄金逃跑了。没有逃走的一个，是因家眷都在常德，他供认了贪污难民黄金的事，并告诉我，其他稽查员也有不少贪污难民钱财的事，只是许多难民不敢惹事，没有告到稽查处来罢了。

　　我让这个稽查员退还了他贪污的那份黄金，给了他个处分。而对逃跑的那五个人以及以前干过这类事的稽查员，却没有再追究。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法不责众，另一方面还担心事情闹出去，对我这个当处长得也不利。常言说：“瞒上不瞒下”，反正军统局远在重庆，无奈我何，“天高皇帝远”，常德地区的事我说了算，我不汇报，上面也不会知道，于是能瞒的事我就尽量隐瞒下来。

　　1941年初，我原来隐瞒了的部下贪污难民黄金之事，突然被人告发了。告状的人是军统局湖南站常德组组长秦某。他早就垂涎我这个处长职位．看到我把部下贪污难民钱财之事隐瞒不报，就认为我一定从中得到了油水，以为告倒了我，他就可以取而代之。秦某偷偷地向军统局和湖南站打了报告，军统局派来人调查、证明我并没有分赃。因为五个部下逃跑了、我也隐瞒未报。洞庭湖警备司令（霍揆彰）部还是决定撤了我的职。

　　沈醉给戴笠写信申诉后，调任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唐毅，非军统人员）侦缉大队上校大队长，有恃无恐、目中无人、顶撞上司（局长唐毅），私拿查获的赃物送人，被撤职。

　　1942年，沈醉被戴笠调升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上校督察长，负责对重庆十三个县的稽查哨所、稽查人员的督察考核，小心行事、兢兢业业，察觉缺陷及时解决。受到戴笠的肯定，被提拔为副处长

　　戴笠特别爱洗澡，每天除早晚洗澡外，有时中午也要洗个澡。他的洗澡间很讲究，四周墙壁和地面都铺砌着雪白的釉面砖。遗憾的是釉面砖沾水之后非常滑，有一次，他刚一出浴，就险些滑倒，气得他骂骂咧咧地走出洗澡间。我看在眼见，记在心里，暗中叫人用木条钉了一块踏板，又在踏板上铺一条浴巾，放在澡盆边。第二天他洗澡时，他觉得有这个踏板放在那里，不但不需要过多的担心滑倒，而且站在上面很舒服，非常满意。当他得知这又是我让人做的时，就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想不到你还这么会理家，你就给我管总务吧！”

　　我一听这话，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谁都知道军统局的总务部门是一个实权机构，除各地常来常往的外勤人员外，仅局本部就有1000多人，衣、食、住、行都归总务部门负责。这项工作油水大，危险小。不过，真正要想搞好这项后勤工作也不那么容易。军统局局本部原来只有一个总务科，科长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那些科长不是有贪污行为被戴笠查处，就是工作没做好戴笠不满意。我一向自信，觉得自身一定能把总务工作做好、能更加进一步博得戴笠的欢心，更何况由外勤调到局本部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一种信任呢！不过，我不愿当着戴笠的面把自己内心的高兴和得意反映出来，反而不满似地说：“调我去当科长啊！”“怎么？大材小用啦？”戴笠开玩笑地瞪了我一眼。“哪敢呀！只是一个科长要管那么多事情，就怕别人不服，工作不好做呀！”我连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戴笠听了，似有同感地点点头，认真地对我说：“放心吧！我正准备把总务科扩充为总务处，汽车大队和外勤的物资供应也统交总务处管。”

　　就这样，戴笠将军统局总务科升为总务处，沈醉破格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林蔚兼、副局长戴笠（实际负责））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负责整个军统局的吃喝拉撒后勤工作，并负责中美合作所筹建运行中的一切后勤保障工作。沈醉大胆开拓，成效显著，颇有建树，受到戴笠的信任和表彰，获颁四等云麾勋章、忠勤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胜利纪念章等。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坠机身亡。6月，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调任中将局长，军统局军简二阶（文职同少将）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副局长，沈醉任国防部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

　　1947年12月5日，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升任军简一阶（文职同中将）局长。

　　1948年1月30日，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向总统蒋介石呈报：查本局总务处保管科上校科长邓毅夫、中校科员易寿珊盗卖公物，将前军统局南京办事处移交之五金材料（金属门拉手、洋锁、弹簧铰链）等四箱，原存马台街仓库，去年三月移存双井巷仓库。邓毅夫趁保管员请假之际，私派库兵送到易寿珊家中私藏，后由易持样品转托科员谢宝城向南京太平路兴泰五金号看货。出价：贰仟肆佰万元，并开具估价单。案发后，在易寿珊家中搜出金属门拉手、洋锁、弹簧铰链等及中美医院家具铜牌等物品二十一种，共三千五百四十四件，又螺丝钉十五市斤，计装四木箱，贼证确凿。

　　四、总务处长沈醉，对于部属督察不周、管束无方。拟予记大过一次，另调工作。所拟当否，请核示。

　　3月，沈醉因属下盗卖南京新建军统局大楼剩余装修用到的材料，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撤职。

　　这就是沈醉被撤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真实原因，而不是他所写的“戴笠死后，受毛人凤的排挤”。一次因顶撞上司、私拿查获的赃物送人，两次因属下贪腐失察而被撤职，估计他也不是什么清官，只是有人（姐夫余乐醒和戴笠）罩着他而已。整个抗战期间，沈醉就干了这些破事，没干什么正事，可见此人除了溜须拍马、阿谀逢迎，除了适合做管家，特务的情报、行动等业务能力实在一般。

　　1948年9月22日，陆军步兵少尉沈醉，铨叙晋任陆军步兵上校。调去云南昆明任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兼国防部驻云南区少将专员。

　　1949年10月，沈醉兼任“国防部”云南游击司令。11月，被委任为“国防部”云南军政专员公署主任兼云南游击总司令。12月9日，沈醉被卢汉扣押，次日曾自拟一份通电，号召保密局云南站部属服从卢汉指挥，停止一切活动，交出武器和通讯器材。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获第二批战犯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1980年，根据当年被迫参加起义的事实，落实政策，沈醉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待遇。

　　1981年11月，沈醉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逝世。

　　沈醉特赦后，著有《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战犯改造所见闻》、《人鬼之间》、《沈醉日记》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